数读“七普”:我国人口老龄化的7组全息投影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主要数据结果,清晰揭示了10年来我国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分布的发展趋势和最新特征,让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准确地认识更多、更深层次人口问题,对于精准有效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本刊从中整理出7组数据,邀请7位专家分别从人口抚养比、户别人口、人口老龄化规模、老龄化增速、人口老龄化程度、城乡老年人口、高龄人口规模等方面进行解读分析,全息投影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新特征、新趋势,以期对制定老龄政策、发展养老服务提供更有预见性、针对性和广阔性的建议和思路。

  全国人口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7205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全国人口中,15-59岁人口为8.94亿人,占63.35%。

  根据“七普”数据,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为8.9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3.35%。相比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减少了4500万人,比重也下降了6.79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是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我国自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以后开始下降,这一趋势在短期内不会发生逆转。

  与此同时,我国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总量为2.64亿人,10年间增加了8600万人, 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从13.26%上升到18.70%, 增长了5.44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的通道,并呈现出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特点。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十九届五中全会也明确了“十四五”时期要将优化生育政策、开发老龄人力资源、构建养老服务体系等方面作为重点任务。在此过程中,我国特殊的治理体制、文化传统、家庭伦理、区域实践,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而科技创新的高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也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科技支撑。另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教育素质的持续提高、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和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正在重构我国劳动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并有望能够对冲劳动力数量下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10人减少0.48人。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简单化是必然趋势。“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仅为2.62人,比2010年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下降了0.48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家庭结构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综合而言,我国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规模持续缩小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生育观念的转变,少子化成为人们的主流观念,进而导致了生育水平下降和家庭规模持续缩小;二是受人口跨区域流动和行为的多元化、个体需求的立体多维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家庭形态呈现多元变化的特征,一人户、单亲家庭、不完整家庭、丁克家庭和空巢家庭等占比正在逐步提高。

  在家庭规模持续缩小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下一步超前应对的公共策略主要包括:一是要尽快构建家庭生育友好的支撑政策体系,各级政府需要重点围绕家庭关注的教育、医疗、托幼服务、生育津贴、减免税收等领域,多管齐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辅助社会力量支持家庭生育,扩大公共财政投入家庭福利支出的比例,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扭转家庭规模持续缩小的趋势;二是结合家庭空巢化的实际,围绕居家社区养老发力,重点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为居家的空巢、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以解决日常生活困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化、精准化服务;三是以家庭代际支持政策为重点,适当为家庭成员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照护补贴、技能培训、喘息服务、心理疏导、就业扶持以及家庭购房优惠、户籍随迁等相关养老支持政策。

  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亿人,占13.50%。全国31个省份中,有16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了500万人。在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55.83%。

  “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64亿人,占比18.7%,65岁以上老年人口1.91亿人,占比13.5%。以这样的速度预判,今年年底我国将进入标准意义上的老龄社会或中度老龄化阶段。但同时,我国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55.83%,而人口平均健康预期寿命大约是68.7岁,这意味着目前低龄老年人大多是健康人群,叠加老年人的知识经验技能终身积累的优势和威望优势,这部分群体是不可多得的人力资源。如果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落地,人力资源开发利用配套政策得以完善,可以有效降低我国实际老龄人口抚养比,收获长寿红利,助力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

  “七普”数据反映的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镇、城镇老年人口多于农村老年人口的现象并存。这意味着我国养老服务业的重心在城市,短板在农村。在城镇,应充分发挥养老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提质增效,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在农村,要着力补齐兜底保障短板,发展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同时发掘乡村互助养老资源。二是我国各省份人口老龄化程度差异显著。“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有10个省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20%,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有20个省份老年人口占比处于10%-20%之间,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有1个省份老年人口占比8.52%。这意味着,今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既要全国一盘棋,更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各地发展指标设置不应全国上下一般粗、左右皆相似,而是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综合研判床位数量、护理型床位占比等发展指标。

  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4.63个百分点。与上个10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2.51和2.72个百分点。

  这组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口增速十分明显。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口经历了1949-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三次高峰期,出生人口合计分别为2.06亿人、3.62亿人和3.75亿人,按照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60年之后必然造成三个老年人口“冲击波”。过去1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经历了第一个“冲击波”,老年人口规模从1.78亿人增至2.64亿人,老龄化水平提高了5.44个百分点,老年人口年均净增加833.70万人。

  展望未来,人口老龄化将在“十四五”期间迎来更加猛烈的第二个“冲击波”,老龄化水平将超过20%,跨入中度老龄社会;老年人口规模将在2025年超过3亿人,2033年超过4亿人,在第三个老龄化“冲击波”中进入重度老龄社会;预计在2053年前后,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5亿人左右,人口老龄化水平超过35%。换言之,老年人口数量和老龄化水平将有可能在目前的基础上翻一番。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逻辑起点首先是适应,然后是应对。现阶段的关键是提高认识、创新思维,破除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人口观局限、老年人局限、部门局限和孤立战略局限,站在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的全局观高度,从全龄人口和全生命周期视域,通盘谋划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除西藏外,其他30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7%,其中,12个省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4%。

  “七普”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呈现出加速态势,老年人口大幅增加,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13.5%,较“六普”提高4.63个百分点,且已有12个省份跨入了深度老龄化门槛。人口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今后较长时期的基本国情,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回应老年人及其家庭“老有所养”的服务需要,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最为关键的政策安排之一。

  在体系建设上,应加快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连续性服务链条,注重强化社区在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多方面的支撑功能,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加强专业机构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在功能定位方面,既要实现基本养老服务“应保尽保”,同时要立足更广大老年人群体的刚需,大力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加强社会力量的参与,实现普惠养老服务价格合理、方便可及、质量可靠。在服务协同方面,应更大力度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引导优质医疗护理资源下沉,推动医疗、养老服务体系的资源共享和功能互促。同时,充分调动家政、教育等多方服务力量,为“老有所养”系统赋能。在资源要素保障方面,应严格落实养老服务设施用地政策,支持培训疗养资源转型发展养老服务,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增加托老服务场地,加快化解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激励性、成长性、保障性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堵点”问题。

  此外,应在充分借鉴先行国家经验及教训的基础上,努力在“十四五”时期形成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负担、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框架,并鼓励商业机构发展多层次照护保障供给,通过制度化购买方式解决失能老年群体“老有所护”的服务需求。

  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

  这组数据反映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相对严峻,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趋势较为明显。从分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排序来看,一些人口流出较多的省份,其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如东北三省、重庆、四川等地,说明人口流动使农村养老问题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目前,我国农村养老基础比较薄弱,相应的服务资源比较短缺。尽管我国大力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通过提供助餐、精神慰藉等服务,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年人生活不便、精神孤寂等困难,但相比较城市,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发展仍然滞后,高龄、失能老年人的照料护理还面临着很大的缺口。此外,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普遍不太好,生活质量也不高。

  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要把其放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实施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中综合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于推进农村养老更为重要,因为农村养老问题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农村经济、人口、社会文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过来说,农村没有充分实现老有所养,也不可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乡村振兴。整合各项国家发展战略,协同探索农村养老出路,这十分重要。

  补齐农村养老短板,需要大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不仅要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也要善于通过税收优惠、岗位补贴等激励政策吸引更多专业组织和人才加入到农村养老服务中来;同时也应积极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灵活多样的养老模式,如互助养老等。此外,由于农村大量青壮年人口流出到城市,为流入地以及整个社会创造了大量财富,因此应当给予政策上的积极回应,通过资源分配倾斜的办法去反哺农村老年人。

  2020年,80岁及以上人口有358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54%,比2010年增加了1485万人,比重提高了0.98个百分点。

  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增加,传递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在居民生活条件改善、医疗技术进步、健康意识增加等有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居民寿命得到了进一步增长,人群中长寿者的数量和比例出现了双增长势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二是前述这些因素未来还将持续,由此可以预测我国高龄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将进一步增长,这需要尽快做好制度安排,应对这一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

  相关研究已证明,随年龄增长,老年人失能的比例明显上升。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的双增长,意味着需要照护服务的老年人数量将快速增长,因此需要尽快建立完善长期照护体系以及相关制度安排。

  建立长期照护体系,重点要做好两方面内容:一是长期照护费用保障体系。在既有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基础上,加快总结经验,充分发挥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两方面作用,构建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长期照护费用保障体系。二是长期照护服务体系。与已实施长期护理保险的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长期照护服务体系中所需要的各类服务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这是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点面临的最突出问题,需要尽快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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